作者：梁子 郭建军
来源：陕茶网
梁子：陕西历史博物馆研究员
一般的文人士大夫对于风花雪月、特殊际遇、奇事传奇、新物新事多是有感而发，留下诗文小说、实录纪闻。但是，由于社交范围和社会地位层次的限制，他们的视野往往受到限制。另一方面，中国传统史学又以社稷戎机祭祀为重，日常吃喝饮用往往被忽略而正史难见。因此中国历代皇家的宫廷生活细节和具体用度，对外似乎一直属于秘密。因为外界甚少见到，或消失既久的事情，即使有记载，人们往往怀疑其存在。例如，法门寺地宫发掘后，人们对于正史中关于迎佛骨之事才正眼对待。
《茶经》对历史茶史的叙述，虽然远自《神农本草》和西周《尔雅》，追至当朝徐懋功、李勃，也提及司马相如和杨雄，但更多的是魏晋和南北朝时期的故事。司马相如与汉景帝有重合时间段，但杨雄就已经很晚了。虽然王褒《僮约》比汉景帝下葬时间晚八九十年，但是治茶史者对汉代饮茶还是半信半疑，对王褒《僮约》史料价值持怀疑态度。这些疑问随着汉阳陵茶叶的出土，迎刃而解。
如何构建汉代社会茶生活，汉代宫廷茶生活，已经成为茶史研究者面对的课题。这些茶的直接用途是什么?
我们认为，是汉代宫廷饮品。这主要有两个依据。
一是埋藏地点在从葬坑，属于仓储部分。茶叶是与大量的粮食同时被发现的，而不是祭把用品。
按照焦南峰先生对汉阳陵从葬坑类型判断，发现茶叶的地方属于第三层次:为墓圹以外、封土之下的从葬坑。出土茶叶的第15号坑发现封泥6枚，印文为“导官令印”，封泥旁有竹简朽迹。西部的陶俑身旁发现鼻纽铜印3枚，印文分别为“仓印”“ 甘泉仓印”“别减官印”。[1](焦南峰《汉阳陵从葬坑初探》《文物》 2006-7)
二是出土茶叶排列整齐，条索明显，茶芽形制清晰，与今陕南茶区茶叶十分接近。
一、对汉代茶器的研究应该提上研究日程
既然饮茶不同与饮酒，不同于吃饭，其饮用的器具自然有一点差异。我们以为，对汉代茶具和茶器研究，还是首先汉阳陵开始，从第15号丛葬坑所在的第三层丛葬坑开始。“帝陵第三层次的从葬坑已发掘或试倔11座，位于帝陵封土的东北侧，编号为DK 11-21。出土有包括官吏、武士、男侍从、女侍从、宦者等各种身份的陶俑，猪、狗、羊、牛、鸡等陶塑家畜，原大或缩制为三分之一的木车马， 陶罐、陶仓、陶壶、陶盆、陶钵、陶颤、陶釜、铁釜、铁钵、铁权、铁钩、铁铸、铁灯、铁刀、铜钵、铜斗、铜印、铜钱以及石质、骨质的生活器皿，铁戟、铁剑、铁矛、铜弩机等兵器，粮食、肉类、纺织品等生活消费品，种类齐全，数量可观。”对汉代出土文物的研究，不能仅局限于酒器香器的分辨，茶器也应是考量的重要方向。
汉阳陵主人汉景帝刘彻是汉武盛世的奠基人，为丝路开通创造了诸多条件，其坚实的物质储备是最重要的因素。既然出现茶叶、出现茶行业，是否意味着茶叶在丝路一开始就参与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陆羽《茶经》虽然没有收集《华阳国志》这样的前朝典籍，但可以说已经穷索了茶叶的产地、药用、饮用和食用价值，茶粥进入市场的时间，有关茶事的历史人物。从所有历史信息看，对茶叶多方面的认识和饮用方法看，陆羽以前的著作虽然比较零散，但达到空前高度。而这些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末，两汉的饮茶实践应该达到相当的阶段，需要我们深度发掘。
一般认为，一种社会风尚，一种习俗，一种新生事物，往往由地方向中央传布，此后这些风尚、习俗、新生事物经过中央文化中心的提炼以后，又以一种更高层次、更丰富的文化内涵向全国、向地方流淌。就汉代茶而言，就宫廷茶而言，几乎没留下片言只语。这就需要我们了解宫廷茶的来源和渠道。是一种时髦的生活方式，一种养生的生活方式，一种奢华的生活方式，一种神秘的生活方式，从特殊的地方通过特殊的渠道传播进来。这时大众社会甚至对这种生活方式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原文刊载于2016年7月《考古与艺术 文本与历史》——丝绸之路研究新视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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