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茶有瘾，不喝就难受

日本入侵后，从青岛大学到北京大学任教的闻一多带着师生一路南下，过着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日子，日子艰难到连喝口茶水都是奢侈。

南迁在长沙时候，闻一多给妻子高孝贞诉苦。

1937年10月23日的一封信里，闻一多只是说屋子不方便饮用茶水。

10月26日，这封信就完全是另一番面貌了。

“早上起来，一毛钱一顿的早饭，是几碗冷稀饭，午饭晚饭都是两毛一顿，名曰两菜一汤，实只水煮盐拌的冰冰冷的白菜萝卜之类，其中加几片肉就算一个荤……至于茶水更不必提了。公共的地方预备了几瓶开水，一壶粗茶，渴了就对一点灌一杯，但常常不是没有开水就是没有茶。自己未尝不想卖一个茶壶和热水瓶，但买来了也没有用，因为并没有人给你送开水来。”

开水与茶，不可两得。在今天看来，简直不可想象。但还有更糟糕的情况，闻一多说：

“原来希望到南岳来，饮食可以好点，谁知道比长沙还不如。还是一天喝不到一次真正的开茶。至于饭菜，真是出生以来没有尝过的。饭里满是沙，肉是臭的，蔬菜大半是奇奇怪怪的树根草叶一类的东西。一桌八个人共吃四个荷包蛋，而且不是每天都有的。……今天和孙国华（清华同事，住北院）上街，共吃了廿个饺子，一盘炒鸡蛋，一碗豆腐汤，总算开了荤。”

到了昆明后，闻一多发现情况更糟糕。他给高孝贞的信里说：

“再报告你一件大事。纸烟寻常一天吃两包，现在改为两天吃一包。现在做到这一步，已经很不容易了，将来或者能完全戒断，等将来再说罢。”喝茶也不容易，“快一个月了，没有吃茶，只吃白开水，今天到梦家那里去，承他把吃得不要的茶叶送给我，回来再饭后泡了一碗，总算开了荤。”喝茶就算开荤，这个时候，酒味是真闻不到了。

11月16日，致高孝贞的信，闻一多终于喝上了茶。“我在这里一切都好，饮食近也改良了。自公超来，天天有热茶喝，因他有一个洋油炉子。”叶公超时任西南联大外文系主任兼北大外文系主任，是一位非常讲究过日子的教授。当然，也比天天哭穷的闻一多腰包鼓。

南迁昆明途中，师生记录了沿途许多当地民歌，其中就有采茶歌。

闻一多“喊茶”也有更早的记录。

1922年10月28日，他的家书里讲，自己所读的美国学校不错，但大家日子过得寒酸。“我们三人每天只上饭馆吃一次饭，其余一顿饭就买块面包同一盒干鱼，再加上一杯凉水，塞上肚子便完了。”

1923年5月7日的家书里，闻一多已经受够了喝凉水的日子，忍不住要讨茶了。

久不尝中国茶，思念至极。此处虽可买，然绝无茶味也，今夏来美同学经泸时，往托带泰丰罐头茶叶数罐。如一人不便携带，即托必经芝城者数人若孔繁祁、方重、吴景超、梅贻宝或顾毓琇者皆可也。

梁实秋到美国后，与闻一多讲，你是在异乡没茶喝，在国内的郭沫若则是以茶充饥。留美学生中，胡适之也是开始以凉水伴西餐，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茶喝的日子，一年后才有喝龙井，会老友的记载。

回国后就不一样了，社团学派多，他们隔三差五就在一起茶叙，谈文学，聊思想，讨论中国的未来。这些文人雅集，被日本入侵全部打散，喝茶在此变得艰难。

1938年6月27日，闻一多给高孝贞的信里再次吐糟没有茶吃，有茶吃，就算开荤！

快一个月了，没有吃茶，只吃白开水，今天到梦家那里去，承他把吃得不要的茶叶送给我，回来在饭后泡了一碗，总算开了荤。本来应该戒烟，但因烟不如茶好戒，所以先从茶戒起。你将来来了，如果要我戒烟，我想，为你的原故，烟也未尝不能戒。
（昆明龙头街司家营闻一多旧居遗址 支离子供图）

高孝贞到昆明后，自己制作香烟满足丈夫的需求。她对丈夫说：

“你一天那么辛苦劳累，别的没有什么可享受的，就是喝口茶、抽根烟这点嗜好。为什么那么苛苦自己，我不同意，再困难也要把你的烟茶钱省出来。”最后没钱时，高真在农村集市上购买了一些嫩烟叶，喷上酒和糖水，切成烟丝，再滴几滴香油，耐心地在温火上略加干炒，制成一种色美味香的烟丝。闻一多把它装在烟斗里，试抽几口非常满意，赞不绝口，常常美滋滋地向朋友介绍：“这是内人亲手为我炮制的，味道相当不错啊!”

想必以下这段场景，抽的就是夫人烟？

七点多钟，电灯已经亮了，闻一多穿着深色长衫，抱着几年来钻研所得的大叠大叠的手稿抄本，昂然走进教室。学生们起立致敬又坐下之后，闻一多也坐下了；但并不马上开讲，却慢条斯理地掏出纸烟匣，打开来对着学生和蔼地一笑：“哪位吸？”学生们笑了，自然不会有谁真的接受这绅士风味的礼让。于是，闻一多自己点了一支，长长的吐出一口烟雾后，用非常舒缓的声腔念道：“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得为真——名——士！”

茶馆小调

昆明茶馆茶馆滋养了很多人，汪曾祺，何炳棣等西南联大的学生多有回忆泡茶馆的美好经历，这是茶馆的一面。茶馆的另一面，却是另一种生态。流行昆明的《茶馆小调》，展现了茶馆在政治空间挤压下的世道与人心。与老舍描述的《茶馆》传达的意思一样：莫谈国事。

晚风吹来天气燥呵，

东街的茶馆真热闹，

楼上楼下客满座呵，

“茶房！开水！”叫声高，

杯子碟儿叮叮当当

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响呀！

瓜子壳儿辟厉拍啦

辟厉拍啦满地抛呵

有的谈天，有的吵，

有的苦恼，有的笑！

有的谈国事呵，

有的就发牢骚。

只有那茶馆的老板胆子小，

走上前来细声细语说得妙，

细声细语说得妙：

诸位先生！生意承关照，

国事的意见千万少发表，

谈起了国事容易发牢骚呵，

引起了麻烦你我都糟糕，

说不定一个命令你的差事就撤掉，

我这小小的茶馆贴上大封条

撤了你的差来不要紧呵，

还要请你坐监牢。

最好是今天天气哈哈哈哈！

喝完了茶来回家去，

睡一个闷头觉，

睡一个闷头觉（唔）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满座大笑，

老板说话太蹊跷，

闷头觉睡够了，

越睡越糊涂呀，

越睡越苦恼呀，

倒不如干脆大家痛痛快快的谈清楚，

把那些压迫我们，

剥削我们，不让我们自由讲话的混蛋，

从根铲掉！

倒不如干脆大家痛痛快快的谈清楚，

把那些压迫我们剥削我们不让我们自由讲话的混蛋，

从根铲掉！

“茶馆小调”流传甚广，王笛在专著《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围观世界，1900—1950》里，把署名权给了闻一多。云南大学中文系已故教授赵仲牧（1930-2007）就在昆明茶馆里听过“茶馆小调”。他回忆说，1949年12月以前，有些茶铺贴上“休谈国事”的条幅，“茶馆小调”也应运而生，但怎能禁止得了大学生和知识价层谈论“国事”和“天下事”。12月以后，青云街茶舍里的条幅不见了，“茶馆小调”也过时了，但畅谈“国事”和“天下事”却另有一种无形的禁忌。

来昆明报考云南大学的赵仲牧，亲历著名的“12•1”运动。1946年7月11日李公朴遇刺后，闻一多于7月15日在在云大至公堂作纪念李公朴的演讲，即“最后一次演讲”，赵仲牧当时就在现场：

“李闻事件”给青云街西头的茶客带来一股愤怒激昂的情绪。1948年8月，我是即将毕业的高中生，随同一批大学生搬进会泽楼，行李铺在楼板上，大家席地而睡。最初气氛并不紧张，可以自由出入，白天三三两两走出东大门，逛逛街，或者步入校门外的茶铺，喝杯清茶，小声地谈论时局。

青云街以及周边的茶馆，赵仲牧后来总结说，“由于读书人却步，青云街西头的茶舍生意清淡，任其自生自灭。”多年后，他从沈阳回到昆明，这一代茶馆更是少得可怜。即便是零星存在的新茶馆，也早已物是人非。

我这一代和上代的知识分子，历经了无数次的战争：军阀混战，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大军过江入滇。又历尽了无数次的政治运动：思想改造，反右斗争，“拔白旗”，“反右倾”，“文大革命”……老一代凋零了，1958年刘文典故去，张若名轻生。“文革”中汤鹤逸、叶德均、江逢僧相继谢世，刘尧民挨批斗后因心血管病突发而死，李广田投身于莲花池……校园内和青云街头再也看不见他们的身影了。中学和大学的同班同学，由于“阶级斗争为纲”和历次政治运动，英年早逝者有之，壮年弃世者也有之，尝尽人生坎坷者更是不乏其人。进入九十年代，连我辈也垂垂老矣。青云街的石头路面和西头的茶舍，已不知去向。

近些年来，得益普洱茶的大兴，翠湖周边又多了许多茶馆。我也经常会与友人去那里喝喝茶，看看书，去那些先生曾经走过的地方缅怀一番，那一个时代形成的风范，令人无比向往。

在闻一多老家浠水的闻一多纪念馆周边，有“清泉梵响”、“陆羽茶泉”、“羲之墨沼”、“风顶当空”等浠水八景之中的四景，也算是为这位爱茶人留了想念。

责编：小 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