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晓勤  茶文化学者、紫阳县委宣传部公务员。西北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自考），先后有《煮茶紫阳》、《紫阳茶》、《紫阳茶纪行》出版，参与策划电影《郎在对门唱山歌》、舞台剧《茶山情》和“中国第一条茶马古道高峰论坛”。

明、清时期，茶马关系着国家安全和社会的稳定，茶是有效管控西部少数民族的重要物资，马乃三边防御的重要支撑。陕西是茶马重镇，“一国之茶马在乎陕西”（那时的陕西含盖了甘肃、青海、宁夏），清人入主中原，“司茶之官，初沿明制。”①派往陕西的巡按监察御史因主巡茶马事项，便有了“茶马御史”之称谓。

姜图南是清顺治八年派往陕西的巡按监察御史，顺治九年年底结束，之后再次补授陕西道。《清实录》：顺治八年（1651年）授河南道御史，不久巡视茶马。顺治十六年（1659年）补原任御史姜图南为陕西道监察御史。顺治十六年十月外补转陕西道监察御史姜图南为江西布政使司参议分守南昌道。”在第一轮巡视陕西的两年时间里，他常年舟车于汉水、陇右、河湟之间，赶茶收马、巡察关隘，举贤究劾，政绩卓著。从退隐后所著的《关陇集》可以看到，他多次深入兴安州（安康）紫阳、石泉、西乡、汉中、襄阳等地，打通茶路、廓清茶道，为清朝开国茶马贸易制度的形成探索了经验。

汉水中上游自唐以后，是历朝重要的产茶区和茶叶买卖的集散，汉水也是“两湖”茶叶西进的通道，清朝入关以后，极需要茶叶换取马匹以满足平西王对西南用兵和用茶叶对西北番族的抚定。改朝换代是血腥的，明朝形成严密的茶马制度被砸得稀烂，致引商逃离，茶司停摆、园户无助，“夫法纪未立，职掌虚悬，即所云若干觔、若干匹者，觔不过数十万、匹不过数千记”②。破立之间，朝廷需要一位干臣来完善茶法马政系统的修复，在朝翰林院磨砺两年后的新科进士姜图南被选中。离京之前，引见皇上，天语叮呤，这对新科进士第一次受事出巡是莫大的鼓舞。《清实录》载：出差引见，上赐茶，谕之曰：巡方为朕耳目之官，必持身清正，乃能率属。尔等行此，宜敬殚厥职，以副朕意。”顺治皇帝这番嘱咐让姜御史铭刻在心。

姜图南是顺治八年八月受命的。“臣自（顺治八年）九月初一日陛辞，兼程就道，于十月初八日入关，与前差臣吴达交代受事。”③换代后的陕西茶事马政真是千孔百疮，清自顺治二年启动“茶法马政”，经历了两任御史，其茶马管理系统仍然没有完全恢复。“臣自入境报闻，查旧额茶商凡千余名。兵燹之余，仅存一百零六名，人少赀微，茶本不裕，极弊一也；旧有川湖额茶岁行置办。今茶路不通，止向襄阳水贩手中接买，并于西（乡）、紫（阳）二县采办，茶价及转运一切脚费，十倍往时，极弊二也；旧时五司恒有存剩茶篦，搀新撘旧，可供涂抹，今茶商筋力已尽，茶司扫地无余，册藉空存，无凭招中，极弊三也；茶篦极少，开中不时，兼之西番种类繁多，抚赏恩威，全未修举，市巷贾心，恣雎偃蹇，招之不至，极弊四也；更有大伙私贩，非倚营将，则托东人市茶易马，公然四出，有司既缩恧无措，土豪复相率勾连，私贩既行，官商益滞，极弊五也。”④

姜图南是顺治九年(1652年)四月曾驱车抵达汉中，五月兼道出汉南，《关陇集》（卷四）：“弟以招中之役，躬历兴元赶茶。五月十七日至茶溪滩，大雨横江，瓦屋皆走，入西乡、洋县，百姓扶老携幼，号控水灾，情状颠连，令人酸楚。”⑤面对连连天灾和李自成余部与清军交错攻伐，致茶园荒芜，民不聊生。汉中及兴安五州县的茶课毫无着落，招中是解决茶源的唯一出路。为打通茶路，招买 “两湖”茶叶至西北五茶马司，姜图南向朝廷上奏《为酌赶湖茶并行边茶以裕茶法事》，言：“汉南州县产茶有限，且层岩复岭，山程不便，商人大抵浮汉江于襄阳接买，臣衙门据引给票照验。比以湖湘水贩店户，将茶斤贪图价值，专卖别省无引私贩，官商赍引无以收买。臣随行文申斥。”为厘清茶课、园户，姜图南多次深入兴安（安康）五州县、实地勘察。在《关陇集》中收集了给兴安州（安康）紫阳县的 “移文”：

《行兴安、紫阳、石泉、汉阴、西乡》

照得茶园课银一项，为苑寺买马急需，随行额办以供为正。顾茶园消长不一，即入户之盛衰亦不齐，故《会典》开载有十年编审之例。今自本朝定鼎，九年于兹，本院亲历汉南赶商，思欲履山编审，又恐烦劳地方，然使旧户拿无茶之课，而新增收无课之茶，法之不平莫过于此，为此牌仰:

即将本州县茶园若干，茶课若干，老户现在某某，逐一清查，分别原额抛荒，新增转卖转典，及今实在款项，备造清册，限一月内开报到院。如有豪强侵占及不公不法等事，及许该州、县从实开报，毋得瞻徇隐匿，以干公令。至部引颁发，内开出园，茶主将茶卖与无引客商与商贩者仗六十，倍追原价入官。方今茶芽盛长，采办四出，并大张榜示于茶园要路，严饬园主非有官引不许市易，如人前往通同卖与，及该州县官不觉察，查出一体究参处。俱毋违错。

同时，依照旧例，巡视下荆南道和川北道，行文《行分巡下荆南道》、《行分川北道》，申斥襄阳道，茶、引分开，私茶盛行，川北保宁、夔州缉私不力。为保证茶源足够充足，要求两地打击私茶，减少茶商通关阻力和行茶安全。在一系列措施下，陕西茶路渐开。“本院自汉南齎遄返，亲历各司赏番悬望，运茶不啻饥渴，先是本院驻汉，已报襄茶四十万斤暨西（乡）、紫（阳）茶引络绎于道，时恐茶斤露处，曾饬明再设官店二所，酌量贮茶。”⑥同时姜图南没有忘记朝廷买马银两的筹措，在陕北“发引招买”湖茶，拓开北部市场 。“顺治十年（1653年），榆林、神木二道行茶法，从御史姜图南之请也，中路红山市口，额发引一千道，征银三千九百两，东路皇甫川市口，额发茶引三百三十四道，征价银一千三百二两六钱，其引于巡按茶马监察院领缴，商人俱往荆襄市茶，至边口易卖。⑦”

顺治初年的兴安州，正处在清军与闯王余部博弈的时候，《安康地区志》载：“顺治三年（1646） 五月，义军首领刘体纯再度攻入兴安州新城，杀守道袁生芝、知州曲良贵、州刺侯嘉胤。顺治六年（1649），紫阳县民孙守金以板场山为大本营聚众抗清，紫阳境汉江以南均被农民军占领。”战火连绵下的兴安州（安康），已是千孔百疮，民不聊生，加上茶课重赋，百姓更是苦不堪言。“国朝自顺治七年，出荒外兴安州属共该实征茶课银二百七十四两，本州实征茶课银四十七两一钱一分二厘九毫，今载为则例。兴民何辜而堪此也！独不可议撤乎？茶已改折，产茶之乡动以办课，鬻铢罟罪，而终南大盗群啸于蒿坪、道河之间。其禁只足供若辈负之以走耳。”⑧如此状态下的兴安州（安康），只能让御史姜图南在巡历后对茶法马政和吏治表示不满和失望。

《关陇集》《示兴安》 一

本院衙门未经巡历兴元（安）已四十余年，平、洵、白、紫一带，虚莽泽葵依井，荒葛冒途，石泉萧萧，虎蛇叠迹，民生之苦至此极矣，地方赖良牧至此亦极矣。兼之法纪废弛，典章荡弃已非一朝一夕之故，然官司土者非四十年生长，司土尽昧典章法纪之人，贤者抚辑斯民，更当转移风俗，岂反为风俗所转。且一日可为即为之，一时可为即为之。

今开代之初，人民甫离汤火，其所以翼生全而望长养犹亟，乃本院经历地方，官司拜跽之节尚不知所以行，有何望于政教？据所藉口蹙额輙曰：地方荒残。朝廷为地方择官非为官择地方，荒残地方正有司尽心及物之时，古来循吏宁尽择丰享而后为政？即如本院出巡，节次牌行，起马日期，石泉县宁未之闻，夫何先监民夫八，日每夫一名，又止与铜钱六分，将置驿站于何地？迨抵恒口铺，署州州同并于驻宿，处所不设一硃一笔行砚，将至官守于何地？此等吏治抑尽由荒残，抑不尽由荒残？本应参拿，重念本院触暑遄征，虽以疏通茶路，实欲绥清地方一番褫革。在地方未免无久任之官，本院不忍以巡历之故重劳吾民，又宁忍以巡历之故重绳尔吏？故尔姑从宥政。然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其猛思之。

《关陇集》《示兴安》二

兴安重镇，在本境为茶株土产，在湖湘为茶运咽喉，而紫阳县系茶商晒篦、盘验、收买之地，兴、汉、石、紫等州县，岁有茶课钱粮，兴安所岁有樁棚、地亩、马价、钱粮，而该所军又关系佥牧茶法马政，系于兴元（安）綦重。本院不惮冒暑遄征，期与该地方一为讲求，顷据紫阳县条议晒篦收买之法，先今不同，平利县条议附辑开荒之欸，招商渐次，可谓留心政事，义不辞难者矣。其余州县概未闻有核实查验之举。及本院细访茶法一事，茶园固有抛荒贼据者，亦有见园征课不均者，官司惮于跋涉，任意摊派，奸胥因而舞文挪移红册，上补国课，下虐残园，此茶法之急宜讲求者也……

至兴安州一州六县，旧册茶商流亡已尽。本朝开国迄今，从未招一商、报一引。即日用取给，茶园屯卖岂无出境，即茶商转运湖湘经由岂无短贩？乃兴茶流而不知所往，湖茶贩而不知所归。巡缉役员虚应故事，更有从逆奸徒，潜以硫磺焰硝背入贼营换茶斤拿获，已见于封章，地方犹仍于醉梦。兴言于此，可胜太息……

当然，从两份文件可以大致了解清初安康吏治与茶法马政的状况，以及兴安州在汉水茶路的地位。亦从《关陇集》中可以窥见钦差大臣在顺治九年多次踏入安康地界。

从明朝正德七年析安康、汉阴置紫阳县，这里就成为陕南产茶的重要县份和茶叶集散地，是朝廷易马的倚重，“岁有茶课钱粮。”作为汉水任河交汇的节点，它控制了湖湘、川东北流通通道，陕西行省便允许“执引”商人入驻收买茶斤。茶叶“引票”的发放，先前是户部发放的，明朝中期之后便由陕西察院代发。“执引”商人的入驻，代表一的地方茶产业的兴盛，因为“执引”是有一定实力的商人，否则户部是不会给他备案的。

“执引”商人的入驻，代表着官课、茶税银、茶官、批验所应运而生。从湖南安化、湖北襄樊溯汉水而上贩运的茶叶者找到了出口，“执引”商人亦可顺流至湖湘地自有采买，从而带动了船工、脚户、茶工、小贩、私茶等有关茶的行业出现，从而形成了官茶、私茶、引商、小贩、园户、茶官、茶工集散地。《关陇集》载：“而紫阳县系茶商晒篦、盘验、收买之地。”且陕西监察院也时不时派员巡察。这一形态从顺治二年（1645）持续到康熙四十四年（1705），其六十年间紫阳茶产业保持了一个旺盛的势头。自雍正十三年（1735），随着朝廷对马匹需求的减少，官茶的废弃，迎来了商茶兴起。

茶马御史姜图南是顺治九年到紫阳“赶茶”的，他深知紫阳县地位的重要，这个弹丸之地不但有茶课，还管理着引商、批验所和晒篦的茶厂，担负着运茶通道的安全，且每年都要采办贡茶上贡朝廷。紫阳县知县在管理治理事务外，同时还担负着茶法的执行，其责任可见一斑。姜图南到紫阳“赶茶”并随机考核了紫阳县知县，发现紫阳县在请引招商、官茶征收都能超额完成任务，且在廓清茶道上亦有建树。如：“（顺治九年）十二月十二日，据紫阳县申：局商人康凤鸣、贺加猷、刘魁各禀称，商人自襄阳买茶至汉中成篦，至兴安，于本月初九至炉子滩，被孙贼小船过河抢掳，商等登岸逃命，奔控紫阳驻防官，幸仰将官赶贼入山，获回茶船。”⑧紫阳县反映迅速，出兵追赶，并及时将这一情况上报兴安州。

之后，姜图南在回京完差时上折——《为循例举劾陕西有司官员事》，褒奖了紫阳县知县董巽祥，“又如紫阳县知县董巽祥，晒篦、赶商、催茶过当，且又能安缉板厂大寇。一闻报丁忧。”⑨当然，丁忧官员是不能擢升的，董巽祥便失去了三年举荐的机会。在“应劾有司官员的二名”中，石泉县知县刘之祯因“茶课岁额三十七两四钱七厘，历来征解从无一完……清理茶园户籍，经催四次实行开报，又不实开荒户”被究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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