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秦巴茶区与陕甘茶马古道的关系及意义

作者：李刚

内容提要：秦巴茶区是我国最古老的茶区之一，在中国植茶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明代初年，明政府为了巩固边防，利用秦巴茶区的资源优势，率先在陕西实行以茶易马的“茶马交易”政策，刺激陕西商人将秦巴茶贩运甘青宁藏，遂开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条茶马古道—陕甘茶马古道，成为与丝绸之路纵横交错的西部贸易大通道，为西部的初期开发立下了汗马功劳。研究秦巴茶区与陕甘茶马古道的关系，对于建设丝路经济带和陕南绿色经济开发带具有历史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秦巴茶区；陕甘茶马古道；关系

一、秦巴茶区是中国最古老的茶区之一

陕西是全国饮茶和植茶最早的地区之一。“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得茶而解”^[1]，说明饮茶自陕人始。迄止秦汉，秦并巴蜀，使饮茶开始在民间风行，顾炎武《日知录》说“自秦人取蜀以后，始有茗饮之事”^[1]。到了隋唐时代，饮茶更是以陕西为中心遍及全国，郝封愆著《封氏闻见录》记述长安的饮茶风气是“自邹、齐、沧、隶，渐至京师，城市多开店铺，煮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1]。因此，陕西也是全国植茶较早的地区。春秋时，秦属巴国“北接汉中，南极黔涪，土植五谷，牲具六畜。桑蚕、麻苎、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灵龟巨犀，山鸡台雉，黄涧鲜粉，皆纳贡之”^[2]。到唐代，唐王朝在陕南汉江流域设金州，其境内“西城、安康二县山谷”为唐代陕南茶区的一部分。而陕西植茶的大发展则主要是在明清两代。明代，为了安抚制羁西北边外的少数民族，实行“茶马交易”政策，率先“立茶马司于陕西等处，听西番纳马易茶”^[3]。洪武四年令“陕西汉中府金州石泉汉阴平利西乡县茶园每株官取一分……令有司收贮于西番易马”^[3]，并于正德三年(1509年)设紫阳县，统一经营，遂使陕西紫阳茶区逐渐形成。紫阳茶区主要分布在陕南与川东接壤的安康、汉中和四川达县、万县4个地区，其中紫阳县产区最广，产量最大，其余分布于陕西岚皋、安康、汉阴、石泉、平利、西乡、镇巴等县。明初至明中叶，陕西紫阳茶区植茶获大发展，洪武四年陕西汉中、金州、石泉、汉阴、平利、西乡诸县已有“茶园四十五顷，茶八十六万株”^[4]。到正德七年(1512年)，紫阳茶区“额岁办茶课二万六千八百斤，新收茶课二万四千六百一十四斤”^[3]。据《明会典》统计，明代陕西“五州县茶课岁额共五万多斤”“每岁商中茶又有八万斤”^[5]，约计共产茶13万斤左右，这一数字一直维持到明亡。入清后陕西植茶曾有短暂的回落。这一方面是因为清初曾一度废止茶马交易“旧设茶店六处，顺治十八年奉文撤去”^[6]，“愈为厉禁”；另一方面“兵荒之后，比屋逃亡，林木遮蔽，鹿豕剥食，故紫阳之茶日见濯濯者矣”^[7]。但很快由于统一全国战争对军马的需要，促使清承明制，恢复“茶马法”，《大清会典》载“陕西茶法，给番易马。初差御史巡视，后归巡抚兼理，他省发引招商”^[5]，推动陕西植茶开始恢复。到乾嘉后，由于清廷实行放垦秦巴政策，川楚各省流民纷纷入山垦植，茶区人口激增，紫阳县“乾隆四十年男妇大小共二万五千六百九十丁口，道光十八年册报男妇大小一十二万七千八百九十丁口”^[8]。人们以植茶为主要产业，“耳扒碍足朝收茬，背笼擎肩晚采茶”，使茶叶生产再度繁荣，呈现出“深山邃谷到处有人，寸地皆耕，只水可灌”^[8]的景象，至清代中叶“紫阳茶区各县最高年总产茶曾达1500吨，其中紫阳县1000吨以上”^[5]，达到历史上的最高峰。

陕西茶叶生产从明初到成化五年(1470年)有一段“榷茶时期”，洪武四年规定陕西茶园“其民所收茶官给价……令有司收贮”，“民间畜茶不得过一月之用，茶户私鬻者籍其园入官”^[3]；洪武三十年又重申：“本地茶园人家除约量本家岁用外，其余尽数入官”^[3]。这一“榷茶”制度，一方面人民产茶悉数交官，不得其利；另一方面，贩茶利薄，私茶难禁。到成化五年只得放宽政策，该年“题准陕西民间采茶除税官外，余皆许给文凭，于陕西腹里货卖，有私越黄河及边境通番易马者，究问如律”^[3]。使茶叶生产开始走上商品化道路，到弘治三年又进一步“开中边茶”，“令陕西巡抚并布政司出榜召商，报中给引，赴巡茶御史处挂号于产茶地方收买茶斤，运赴原定茶马司”^[3]，遂使陕茶走上大规模商运商销的阶段。

茶叶生产的商品化极大促进了茶叶种植的发展，一方面“茶商樵植于桑麻之间，故萌蘖日生”^[9]。另一方面，茶商“立店紫阳买茶装篦，邑民利之”^[9]，使茶叶种植成为紫阳县的支柱产业“他无所产，唯紫茶充赋”^[9]，从事茶业产供销人员名色繁多，有茶户、茶行、栈房、小商贩、茶滚子、经纪牙人、栋工、装工，使该县人民赖茶为生者众矣。民国二十七年紫阳县士绅吴毅丞撰文称“紫阳土地硗薄，每年所产食粮，丰稔之岁，尚不敷全县人口食用之需，其不足者恒赖副产物以补之”^[5]，足见紫阳已是茶叶专门化生产区域。而茶叶运销又带动了沿途各地茶业的繁荣。紫阳茶主产区在宦姑滩和瓦房店，民国以前茶商外运紫茶，均在包装上写“紫邑宦镇”字样，然后经水陆两路外运西北各地。陆路沿汉江人挑篓背至西乡。故西乡九紫阳茶主要转口中心，转输茶叶使西乡“其民昼夜治茶不休”，已经达到“男废耕，女废织，而莫之能办山”^[5]的程度。水路则经任河入汉水船运城固十八里铺，亦称“铺镇”，使铺镇成为边茶办运中转枢纽和明清陕南最大的茶盐互市市场。由此可见，明清陕西茶叶种植的兴盛，为陕西商帮在从事边茶贩运中迅速堀起准备了直接条件。

二、秦巴茶区与陕甘茶马古道的兴起

茶马古道是中国特有交换经济即茶马交易的产物。在世界历史上，各国各民族都产马，唯独中国产茶，这便使得茶马交易成为中国特有的边疆游牧经济与内地农耕经济二元化社会经济结构交换联系的独特产物。在中国西部广大边疆地区，少数民族以游牧为生，逐水草而居，他们多居住在高寒地区，为增加热量喝奶酪、吃牛羊肉和性热的青稞成为主要生存方式。由此而产生消化不良和便结的生理问题，需要饮茶化解油腻帮助消化；同时，草原民族需要摄取生命绿色，而草原不出产蔬菜，也需要通过饮茶来添加生命的绿色素。这便使得饮茶成为边疆少数民族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形成“嗜茶”的生活习性，甚至达到“不得茶，则困以病”^[10]的程度。而中国内陆，山水毓秀，农耕为生，独产各类茶叶，植茶和饮茶从唐代以来成为中原民族最具文明特质的生活方式。而在冷兵器时代，战马是基本的作战工具和军需物质，但内陆不产良马，战马多产自边疆草原地区，明代就有 “骁腾可用者不逾陕西”^[10]的说法。在这种情况下，用内陆的茶叶换取边疆少数民族的战马，进行茶马之间的交换，使少数民族得茶而生活安定，又使中原得马而壮大军威，形成互惠互利的交换关系。所以，从明代以来，政府便把茶马交易上升到关系国家安全和民族团结基本国策的高度，用茶叶换取战马成为满足国家需要的军国大政。创造性地设计了一条以绿色换和平，以绿色保和谐的政策路线。明人李时珍曾一语点破了其中的奥妙，他说：“夫茶一木尔，下为民生日用之资，上为朝廷赋税之助，其利溥焉。”^[11]整部《明史·食货志·茶法》三分之二的内容讲得都是茶马交易的事，明人甚至得意的说：“茶法，明制最密”^[10]。

茶马交易作为军国大政的基本国策，始于明代洪武四年，该年上谕定令：“陕西汉中、金州、石泉、汉阴、平利、西乡诸县，茶园四十五顷，茶八十六万余株。四川巴茶三百五十户，茶二百三十八万余株。宜定令每株官取其一。无主茶园，令军士摄取，十取其八，以易番马”^[10]。从此，在国家直接经营下，逐渐开通了覆盖整个西部边疆地区的三条茶马古道。其标志就是明政府沿三条古道在各地设立的主管茶马交易事务的“茶马司”和对茶马古道“通接西蕃经行关隘并偏僻处所，著拨官军严谨把守巡视”^[12]的全程守护制度以及道路维护制度，如陕甘茶马古道“自汉中府到徽州，过连运栈，俱由递运所转行。徽州至巩昌府，中间经过骆驼巷、高桥、伏羌、宁远，各地方偏僻，愿无衙门。添设置茶运所，官吏管领，通计11站，每处设茶夫110名。巩昌府至三茶马司，变由递运所三路分运，计30站，每处设茶夫30名”^[13]。这一整套茶马交换及其运转道路管理、维护体系的设立，标志着国营茶马古道的开通。所以，《明史·食货志》载：“诸产茶地设茶客司，定税额，陕西二万六千斤有奇，四川一百万斤。设茶马司于秦、洮、河、雅诸州。自碉门、黎、雅抵柴甘、乌思藏，行茶之地五千余里。山后归德诸州，西方诸部落。无不以马售者。”^[13]这里将茶马古道的缘起、途径、交易量以及覆盖领域都交代的十分清晰。只是在官办体制下，交易成本高，政府力有不殆，到弘治十六年，在马政都御史杨一清的主持下，转变为官商合办的“茶马开中”体制。“一清复议开中，言：‘召商买茶官贸其三之一，每岁察五十六万斤，可得马万匹。上从其清。正德元年，一清又建议，商人不愿领价者，以半之商，令自卖。逆者为永例焉’”^[13]。从此，由于商人力量的介入，茶马交易和茶马古道开始发展到最繁荣的时期。

在明初，首先开通的是陕甘茶马古道。明初洪武四年，在青藏高原入口处的河州、洮州、秦州设茶马司，令将“陕西紫阳茶区产茶十三万斤，又四川保宁府转茶一百万斤，赴西番易马”^[14]。到清代增加为1500吨，所以《甘肃通志·茶马》中说“中茶易马，惟保宁、汉中”^[15],这条茶马古道从陕西紫阳始发，经石泉、西乡到汉中，经汉中“批验所”检验后分两路面向青藏。一路经勉县、略阳、徽县、西河到达临潭（即今洮州）为“汉洮道”；另一路沿褒斜道往留壩、凤县、两当到秦州（今天水市）为“汉秦道”。到达秦州后，经秦州茶马司验查后又分为二道，一道经清水，到庄浪，再由庄浪趋兰州、宁夏，与丝绸之路接轨为“秦庄道”；另一道经甘谷、武山、陇西、临洮到河州（今临夏市），达于草原，为“秦河道”，为陕甘茶马古道进入青藏高原的终点。

三、陕甘茶马古道的历史意义

以陕西紫阳、汉中为起点横贯整个中国西部的陕甘茶马古道，将陕、甘、宁、青、藏联接在一起，成为古代祖国西部主要的交通大动脉，对西部社会经济的初步开发和民族融合发挥了巨大的历史能动作用，并成为古老东方与丝绸之路并驾齐驱的著名商道。

首先，茶马古道是民族融合与国家安全之道。明初明政府开通官办茶马古道的直接目的就是为了巩固边防，确保国家安全。因为从秦汉以来，西部少数民族快速机动的马队和彪悍的作战能力，常常搞的中原王权手忙脚乱，难以应付。历史上三次大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其直接起因都是为了从中原获得茶叶，使茶叶成为中原汉族王权与西部少数民族争夺的焦点。用茶叶交换马匹，一方面满足少数民族的需求，使他们不至于南下扰乱中原；另一方面用茶叶换马，既耗散了少数民族的作战工具，又加强了中原王权的军备力量，实在是两全齐美的好办法。因此，在明代，茶马交易巩固国防的政治需要远大于茶马互市的经济需要。对此，明代主管西部茶马交易的都御史杨一清讲得很清楚，他说国家在西部搞茶马交易的实质就是“戎人得茶，不能为害，中国得马，是为我利……实贤于教万甲兵矣”^[16]。并通过茶马交换真正实现了“西陲宴然，终明世无蕃寇之患”^[16]用绿色保和平，用绿色换和谐的安稳和谐边疆的目的。

问题在于中原王权以茶叶的绿色饮料作为羁縻边疆少数民族的政治手段，却迎合了少数民族的迫切需要，使他们从茶叶中品味到了中原王权的关心和祖国大家庭的温暖，从而有力促进了祖国统一和民族融合。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中就说“汉地的货物运到博（藏区），是我们这里不产这些东西吗？不是的，不过是要把藏汉两地人民的心连在一起罢了”^[17]。藏族古谚语中也说：“呷察热、呷霞热、呷棱热”翻译成汉语就是“茶是血，茶是肉，茶是生命”，说明茶马交易与茶马古道加强了边疆少数民族与祖国的血肉联系。而且通过这条横贯祖国西部的茶马古道，汉族商人入藏区贸易，为边疆少数民族带去了中原先进的生产力和文化，提速了边疆社会进步的步伐，他们不少人长期居住在藏区，与当地人婚配融合在一起，康定有相当数量的民众是陕西人的后裔就是明证；而藏区的藏族又逐渐向汉藏边地迁徙，使茶马古道像一张巨大的网，把西部各族人民定格在它的胸膛中，正像康定山歌中唱的那样“山上住的是藏族，山下住的是汉人，虽然住处各是各，每天生活在一起”，而杨治平《蔼尔厅志》卷六中更对这种民族融合有精彩的议论：“汉族，邑人相传皆自南京移民实边到此，拔地居住。然详加考究，半系山、陕、川、湖或本省东南各府，故工商业到丹，立家室，传子孙，遂成土著。自宁府邻境移居者最多。亦有蒙番子弟，资性聪颖，入塾读书，粗明理义，遂化为汉族”^[18]。茶马古道穿越时空隧道完全成为促进边疆稳定和民族融合的纽带，无疑具有古代“天路”的性质和作用。

其次，茶马古道是西部经济开发和发展之道。中国历史上的三条茶马古道，互相联系，纵横交错，形成庞大的道路网络和市场网络，通过这三条古道将内地的茶叶、布匹、百货输向藏蒙草原，又将草原的皮革、药材、羊毛输向内地，为西部经济的初期开发注入了无穷的活力，有力推动了古道沿线各地商品经济和区域经济的发展，将西部分散的社会生产力通过茶马古道的红线珠串在一起，有力提升了西部整体的综合实力。内地的物质通过茶马古道源源不断地流向边疆草原，有力推动了边疆各地社会经济的发展。陕甘茶马古道于洪武四年在洮州设茶马司后，茶马交换，使洮州从明初的一片荒芜之地，变为西陲重镇，地处荒僻却经济繁荣，一直延续至今。康藏茶马古道使康定从一个小山村变成藏汉贸易中心“炉城俨如国都，各国土酋纳贡之使，应差之役，与部落茶商，四时幅輳，骡马络绎，珍宝荟萃……此则番夷团结之中心也”^[19]。滇川茶马古道使丽江从一个奴隶制的村寨成为滇西茶马重镇，每年接待商旅数以千计，出现了“宫室之丽，甚于王者”的繁荣局面。而藏区草原对茶叶的巨大市场需求，又有力拉动了内地产茶区经济的发展。“陕西汉中府全州、西乡、石泉、汉阴三县，具系产茶地方。如汉阴一县原设在廓，新里二里，后因招抚流民增添九里……自招抚之后，其延安、庆阳、西安等府人民流移到彼，不可胜计，见今开垦日繁，栽种日盛，其沿江一带茶园多不起课……成化平问的来，各省逃移人民東集栽植茶株数多，已节次编入版籍，州县里分，具各增添，户口日繁，茶园加增不知几处”^[20]。内地与边疆通过茶马古道的经济互动，成为中国西部渐次开发的发动机和传动链。

其三，茶马古道是古老东方最具魅力的文明古道。从十四世纪明政府正式开通横贯西部的三条茶马古道以来，使这条古道成为六百余年来华夏民族多元文化集纳的彩虹，并与西去的丝绸之路在兰州交错并行，还通向印度、越南、缅甸，影响了中国周边的许多国家。它不仅是中国内地与边疆连接的交通大动脉和市场网络道路支撑，而且是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和文明传播的桥梁，是中国历史上路程最长，经历省区最多，茶叶贸易量最大的著名西部贸易古道。这三条古道穿越秦岭巴山、祁连六盘、青藏高原、横断山脉的祖国名山大川，渡过汉江、嘉陵江、岷江、雅砻江、澜沧江、金沙江、雅鲁藏布江等祖国的大江大河，拥有众多而又独特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完全具备成为世界级精品古道的品质和具有文化无法替代的独有魅力，它是古代东方中国迈向世界的一条龙，完全可以成为中国申报“著名古道”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首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