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一直将《神农本草经》中的“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作为中国茶业的药用开始，并认为药用早于食用饮用。本人认为：茶的食用早于药用。中国中医理论认为：药食同源。但历史常识告诉我们，在人从猿到人的过程中，劳动发挥主要作用。其结果就是前肢因为要抓取、采摘而从行走奔跑的功能中解放出来，演化为直立行走以外相对自由的上肢。采摘可食用性食物与人类的进步息息相关。人们早先在忙于填饱肚子的时候，并没有药疗意识。一些植物的理化效果也是人们长期食用以后才发现的。在数以万计的植物中，除了绝大部分夏秋成熟的植物果实以外，树叶草叶得以食用的比例非常低。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春天发芽的茶叶的认识应该很早。人们所品尝、体验可食性植物的数量远远多于百种。因此，神农也仅仅是茶的药用价值的发现者。茶的食用要早的多。朱自振先生认为“茶的发现、利用也始于史前。”（[1]朱自振《茶史初探》，第13页，中国农业出版社，北京，1996年）。
在理清这个历史逻辑关系外，茶的饮用也就迎刃而解了。食用、药用与饮用之间，并没有绝对矛盾的对立界限。作为原生态茶叶使用的擂茶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一道理：擂茶钵里除了花生、米等食物外，除了茶叶外，还有甘草、薄荷，纯粹就是一锅药物粥。茶的三种功能同时展示出来了。
1986年，在安康县的汉水边人们发现了一件青铜器，其上有铭文：
惟十又二月，王令师俗、史密曰:“东征。”会南夷卢、虎会杞夷、舟夷，讙，不悊，广伐东国，齐师、族徒、遂人乃执邵宽恶。师俗率齐师、遂人左〔周③〕伐长必;史密右率族人、厘伯、僰、夷周伐长必，获百人，对扬天子休，用作朕文，考乙伯尊簋，子子孙孙其永宝用。
悊，李学勤解为敬（[5]李学勤《史密篡铭所记西周重要史实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1年第2期）。
综合以上考释该应该铸造于周宣王时期，本簋铭文大意是:周正十一月，周王命师俗、史密东征，合击南夷。南夷的两个国族盧 ,虎会合祀夷、舟夷，阵容整齐，全而进攻周王朝东方领土。齐国军队取得胜利，活捉敌酋图、宽、亚三人。师俗率齐师车兵进攻长必。史密也掌管玄族人莱伯以及国的军队，频繁进攻长必，终于取得了俘敌虏百人的战绩。史密称扬天子美好的命令，为父亲乙伯铸造此簋以纪念之，愿子子孙孙永远把它作为宝物使用。
史密簋出土不仅确证了西周向东发展除走后来的商於古道外，还走子午道–洵河–旬阳，走宁陕–汉阴–月河进入安康。据记载安康处于庸国的势力范围内。公元前611年，楚、巴、秦吞并庸国。战国初期安康属楚，后为秦所有，秦在此设西城县，为汉中郡治。《汉书..地理志》:“汉中郡，秦置。县十二:西城、旬阳、南郑”（[6]张懋镕、赵荣、邹东涛《安康出土的史密篡及其意义》），也使我们看到，以安康为中心的汉江流域，巴人经过长期的融合，已经成为西周王朝的坚实依靠，与关中的中原王朝保持了密切的合作关系史密的氏族或宗族应该以安康为发展中心。北连秦岭，南依巴山的广大地区，应该是巴人汉化的首善之地。
（一）汉阳陵发现茶叶
2015年新华社对汉阳陵发现茶叶的情况作了报道，随后汉阳陵考古队马永嬴等对有关发掘15号、16号丛葬坑过程进行回顾。1998至2005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汉阳陵帝陵封土东侧的11—21号外藏坑进行了考古发掘，我们今天看到的‘茶叶’就出土于第15号外藏坑。”这11座外藏坑均为东西向，每座外藏坑由坑体与通道两部分组成。坑体内由上棚木、立柱、侧枋木、挡板、封门、铺地板、地栿等木结构构筑的长条形箱式空间，在此空间放置各种陪葬品。当时，这批外藏坑中的出土器物种类繁杂，数量巨大，包括着衣式陶俑、陶塑动物、木车马、陶器、铜器、铁器及石器等。在第13号、第14号外藏坑中发现了大量的动物骨骼，动物种类有牛、绵羊、山羊、狗、猪、鹿、兔子、鸡及大型鸟类等。这些动物都是在被处死后放入坑内的，骨架保存完整。
出土茶叶的第15号外藏坑中以木隔断为界分为东西两段，西段主要放置木车马和着衣式陶俑，东段以粮食为主，还有少量的“半两”钱、铁灯及陶塑动物等。出土时粮食已腐朽碳化，呈层状，厚度为2—8厘米。经鉴定，粮食的种类有粟、水稻及藜属植物种子等。由于对出土物难以确认， 2007年8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委托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植物研究所等机构对第15号外藏坑、第16号外藏坑中出土的植物遗存进行了鉴定，当时对茶叶的鉴定结果为：“棕黄色层状集合体，由宽约1mm，长约4-5mm的细长叶组成”，未确定植物种类。到了2015年，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吕厚远先生等人，利用植物微体化石和生物标志物方法对茶叶标本重新进行了鉴定，确定为茶叶遗存。“鉴定结果表明，汉阳陵第15号外藏坑出土植物样品为古代茶叶，而且几乎全部由茶芽制成。后来世界吉尼斯纪录组织将此出土物确定为世界最早的茶叶样。
（二）马王堆汉墓中的“槚”
左 “木”，右“古”上“月”下，周世荣断定为“槚”的异体字。《尔雅·释木》，“槚、苦茶。”根据陆羽《茶经·一之源》:“其名一日茶，二曰槚，三曰蔎，四曰茗，五日荈。”也就是茶叶。的肉羹。”。“据湖南省博物馆的老技工胡德兴同志说:1958年发掘常德德山楚墓时，在一完整木谆墓出土的陶罐内也发现了茶叶。胡师傅酷爱吃茶，我相信他不会认错。这些现象还暗示着:我国茶的历史也许比马王堆汉墓的年代还要早。”此外周世荣认为马王堆汉简中多次出现的“苦羹”应该就是茶羹。（[8]周世荣《从马王堆出土古文字看汉代农业科学》，《农业考古》1983年第1期）或以为因槚与果品在一起，而怀疑茶的属性，其实中国茶事早期，往往是茶果连用，如《茶经》所记载的《晋书》：“桓温为扬州牧，性俭，每宴饮，唯下七荼果而已。”而会稽内史招待卫将军谢安，仅备茶果而已。这一事实可以说从另一方面佐证茶果同載于马王堆汉墓135号书简，
（三）丝绸之路上的茶叶
考古发现告诉人们：相当中原汉晋时代，甚或更早，已经有一定规模和数量的茶叶进入西藏高原。
吕厚远研究员认为，高寒环境下的青藏高原不生长茶树，印度也仅有200 多年的种茶历史，所以“故如甲木出土的茶叶表明，至少在1800 年前，茶叶已经通过古丝绸之路的一个分支，被输送到海拔4500米的西藏阿里地区”。据主持这次考古发掘工作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工作队仝涛研究员透露，这些茶叶出土在故如甲木墓葬随葬的青铜器中，数量很大，“铜容器的底部都被这种黑色的东西覆盖”。所以，对于这些茶叶的食用方式，仝涛表示或有可能并不是完全是用来泡茶饮用的，也有可能直接食用。
不仅如此，这批茶叶的惊人之处在于：它不是从四川、云南到了西藏，而是经过长安—天水—兰州-哈密—吐鲁番再到阿里。它是经过丝绸之路到达西藏阿里。这就是我们想起伟大的玄奘法师。人们也由此对文成公主带茶叶进藏就不再有太多的怀疑。[9]（霍巍《西藏西部考古新发现的茶叶与茶具》，《西藏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第10-11页）
（四）《僮约》的史料价值
蜀郡王子渊，以事到湔，止寡妇杨惠舍。惠有夫时一奴名便了，子渊倩奴行酤酒，便了提大杖上夫冢巅曰：“大夫买便了时，只约守冢，不约为他家男子酤酒也！”子渊大怒曰：“奴宁欲卖邪？”惠曰：“奴大杵人，人无欲者。”子渊即决买，券之。奴复曰：“欲使便了，皆当上券；不上券，便了不能为也！”子渊曰：“诺！”券文曰：…… 读券文适讫，词穷诈索，仡仡扣头，两手自搏，目泪下落，鼻涕长一尺：“审如王大夫言，不如早归黄土陌，丘蚓钻额。早知当尔，为王大夫酤酒，真不敢作恶也。”奴僮便了几乎要承担一切男子所干一切工作。不仅要在田间劳作，还要会手工：持斧入山，断輮裁辕。若有馀残，当作俎几木屐及彘盘，还要会烧炭，会修水渠，制作书牘，编蒋织箔；还要持盾曳矛，巡逻庄园；还要帮助主人进行集市买卖：牵犬贩鹅武阳买茶；杨氏担荷，往来是聚；做好接待：筑肉臛芋，脍鱼炰鳖，提壶行酤，汲水作哺，涤杯整案，烹茶尽具，已而盖藏。
凡是成都周围男子所能从事的工作：从地头到集市，从山上到厨房牵犬贩鹅；从收获庄家到做木工，从夜间巡逻，到烹茶待客都要会。而且对童仆的要求特别苛刻：果熟收敛，不可吮尝。要求很细致，烹茶以后，必须盖藏好茶叶。
上述内容虽然是以签订《僮约》形式，表现成都附近的男子的几乎所有工作，而且将王子渊这样的地主士大夫表现的刁钻刻薄，剥削成性。属于文学性创作，而不是对便了已经做过的工作的记载与描述。但越来越多的学者肯定《僮约》史学价值：它是对当时男子农业、商业、家务包括厨房家畜饲养与宰杀制作的全景式展示。
其中提到的地点有武阳、成都（益州）和都雒（集市城镇的泛指）。人们还是把武都视为雅州蒙山附近的集市来看待。
《僮约》间接地告诉我们，茶已经是一种独立的饮用商品。
我感到，人们对荼字含义的过度解读导致了对茶的早期（秦汉及其以前）形态认识的模糊化。我们过去囿于《茶经》的特别提倡而对陆羽反对的制茶方法和烹茶方法采取了先入为主的排斥，反而对我们探视早期茶事造成困难。杨代欣总结了人们研究荼和茶的关系的成果：
一般认为，在中唐以前，表示“茶”的字就是“茶”。《尔雅·释木》:“槚，苦荼。”郭璞注:“树小如桅子，冬生叶，可煮作羹饮。今呼早采者为茶，晚取者为茗，一名荈，蜀人名之苦荼。”陆德明释文:“荼，音徒。《埤苍》作“搽”。案，今蜀人以作饮，音直加反，茗之类。“《集韵·麻韵》:“荼，茗也。一曰葭荼。或从木，亦省。”宋魏了翁《邓州先茶记》:“茶之始，其字为荼。如《春秋》书齐荼，《汉志》书荼陵之类，陆、颜诸人虽已转入茶音，而未敢辄易字文也。若《尔雅》，若《本草》，犹从艸从余，而徐鼎臣训荼犹曰:‘即今之茶也。惟自陆羽《茶经》、卢全《茶歌》、赵赞《茶禁》以后，则遂易荼为茶，其字为艸，为入，为木，而谓茶为茅秀，为苦菜，终无有命茶为荼者矣。”清顾炎武《唐韵正》卷四:“荼，宅加切，古音涂。
按:荼荈之荼与荼苦之荼，本是一字。古时未分麻韵，茶荈字亦只读为徒。汉魏以下乃音宅加反，而加字音居何反，犹在歌戈韵，梁以下始有今音，又妄减一画为茶字…… 则此字变于中唐以下也。”东汉许慎所著《说文解字》:“荼，苦荼也”。（[10]杨代欣《试论四川的茶及其茶久化》,《文史杂志》2014年第6期第111页，成都）
郭璞注我们并没有看到上述记载，但《太平广记》卷867在引文中又明确说来自郭璞《尔雅》注：“树小如栀子，冬生叶，可炙作羹饮。”郭璞这条注释应引起我们注意：炙，也就是烤，焙。而其实，这只能用于饼茶，团茶。茶树叶，不能炙烤！这就引起我们对汉晋时代茶的制作。作为《尔雅》续作的三国张揖《广雅》曰：“荆、巴间采茶作饼成，以米膏出之。若饮先炙，令色赤，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用葱、姜芼之。其饮醒酒，令人不眠。”也可能是郭璞的直接参考，甚或实写。
就茶和荼的关系，我的理解：荼，包括野菜及可食用的树芽，叶芽。既有野菜，也包括后来我们说的茶。随着对茶的日益了解，人们的看法日益明确，汉魏一下，度zha–取自四川读音，萧梁以后读当时的cha ,但还是荼。也就是说，先有茶之音，后有茶字。荼有两个音：苦菜读tu ;茶叶“荼”字cha。后来从陆羽《茶经》卢仝《茶歌》和赵赞（德宗宰相）《茶禁》以后茶字出现，读cha指的就是茶叶。如果再明确一下，汉代就已经读zha.
我们联系到古朴·郭璞《尔雅注》的关于“炙作羹饮”和马王堆汉墓中的“苦羹”，说明茶已经从广义的“荼”中脱离出来。
《茶经·六之饮》：“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齐有晏婴，汉有杨雄、司马相如，吴有韦曜，晋有刘琨、张载、远祖纳、谢安、左思之徒，皆饮焉。”在湖州以后，又对历史上的茶事进行追溯。扩大为《七之事》：“吴：归命侯，韦太傅弘嗣。” “晋：惠帝，刘司空琨，琨兄子兖州刺史演，张黄门孟阳，傅司隶咸、”“后魏：琅邪王肃”。“宋：宋安王子鸾，鸾弟豫章王子尚，鲍昭妹令晖，八公山沙门谭济。”“齐：世祖武帝。”
作为《荈赋》作者杜育，《世说新语笺疏》云：“《晋诸公赞》曰：“杜育字方叔，襄城邓陵人，杜袭孙也。育幼便岐嶷，号神童。及长，美风姿，有才藻，时人号曰“杜圣’。累迁国子祭酒。洛阳将没，为贼所杀。”([11]《世说新语笺疏》，南朝宋·刘义庆，南朝梁·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郭璞（276年—324年），字景纯，河东郡闻喜县（今山西省闻喜县）人 。两晋著名文学家、训诂学家、风水学者，其《尔雅注》关于“荼”“槚”注释是研究茶史者必要参考。西晋末年，郭璞为宣城太守殷祐参军。晋元帝时拜著作佐郎，与王隐共撰《晋史》。
作为鲜卑族北魏的高级官员，刘缟跟着从南朝投奔而来的王肃传习饮茶。“时给事中刘缟慕肃之风，专习茗饮”。（[12]《洛阳伽蓝记》）西晋张载《登成都白菟楼》之“芳茶冠六清，溢味播九区”为茶人所熟悉。官至佐著作郎、著作郎、记室督、中书侍郎等。
孙楚（218–293年）《出歌》有“姜桂茶荈出巴蜀。”之句。孙楚“天材英博，亮拔不群”，为镇东将军石苞的参军。晋惠帝初为冯翊太守。
左思（约250-305年）《娇女诗》的“止为荼荈剧，吹嘘对鼎立”是童女事茶的最早记载。晋武帝时，因妹左棻被选入宫，左思举家迁居洛阳，任秘书郎。根据《晋书》记载，桓温是东汉大儒桓荣之后，其饮茶可能自有家传因素。
将饮茶的起点放在汉代（可能还早），北方饮茶最早流行与宫廷和社会上层，《尔雅》《广雅》《茶经》等所述的茶之事就会清澈见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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