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唐代以来，政府在茶叶领域，几乎采用的办法就是政府专卖形式。其政策收缩最紧最严的是朱元璋洪武时期，而且外销茶叶只能换取边疆政权的战马。咸丰五年（1855）清政府在西安设茶叶总店，在潼关、商州与汉中设分店，无引商贩到陕呈报。
榷茶易马体制与陕西茶叶总店设立
《清史稿·食货志·茶法》：“明时茶法有三：曰官茶，储边易马；曰商茶，给引征课；曰贡茶，则上用也。清因之。于陕甘易番马，他省则召商发引纳课。间有商人赴部领销者。亦有小贩领于本藉州县者。”没有茶贩的州县，则直接交给茶园户。茶引–相当于现代有价证券，由户部宝泉局铸刷引，由备书例款直（值）。年办年销为原则。陕甘省设五个巡视茶马御史：西宁司、洮州司（岷州）、河州司、庄浪司（驻平番）、甘州司（驻兰州），四川设盐茶道，江西设茶引批验大使。
茶叶交易形成三大市场：汉口、上海、福州。汉口茶来自湖南、江西、安徽合本省（湖北）所产，溯汉水，以运于河南、陕西、青海新疆，其输至俄罗斯者，皆砖茶。三大市场外，还有广州、天津及芝罘洋行进行茶叶贸易。
咸丰五年（1855）清政府在西安设茶叶总店，在潼关、商州与汉中设分店，无引商贩到陕呈报，上色茶每百斤抽课银一两，中（年）色六钱，下色四钱。“所收解甘，弥补欠课。”
安康紫阳古代的交通概况
唐代由都城长安到金州（安康）主道有二：一为锡谷道与义谷道越秦岭后合为一道的乾祐河谷道，至唐安业县（宋代乾祐县），西行至金州、兴元府（汉中）。二为库谷道，即浐河支流库峪河谷。这是直通金州的主道。至汉中（兴元府）的主道是子午道。（参考辛德勇《隋唐时期长安附近的陆路交通—-汉唐长安交通地理研究之二》，《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12月30日）而汉中还可通过褒斜古道至凤翔。安史之乱、黄巢起义等大事件后汉中、安康地位明显上升。汉中被格升为兴元府，一直持续到北宋末期。而安康通往长安的则主要是库谷道。与商州至长安主要通过商於古道–蓝田关、汉中至长安的子午道相比，库谷道相对狭窄崎岖，因而在古代社会的很长时间里，库谷道都不可能是商贸主道。而金州境内茶叶出境应该通过兴元府至关中。况且金州在历史上几度隶属汉中管辖。这种状况可能直到民国初期。紫阳的古代交通主要是依傍汉水的水上交通。
从有关记载和碑志看，紫阳县五省会馆晚于丹凤县的船帮会馆。五省会馆为清乾隆时期始建，而丹凤早在康熙时期就有。
作为历代贡茶的紫阳茶
唐陆羽《茶经·八之出》：“山南：以峡州上。峡州，生远安、宜都、夷陵三县山谷。襄州、荆州次。襄州生南漳县山谷，荆州生江陵县山谷。衡州下，生衡山、茶陵二县山谷。金州、梁州又下 ，金州生西城、安康二县山谷。梁州生褒城、金牛二县”,在评介淮南道、浙西道、剑南道的茶叶时，茶圣陆羽均以金州、梁州茶为对比的参考物。说明他曾对金州、梁州茶有深入了解。从距离上讲金州、梁州均属于山南道，是最靠近长安的茶区。
《新唐书·志三十·地理四》云：
金州汉阴郡，上。本西城郡，天宝元年曰安康郡，至德二载更名。土贡：麸金、茶芽、椒、乾漆、椒实、白胶香、麝香、杜仲、雷丸、枳壳、枳实、黄蘖。有橘官。户万四千九十一，口五万七千九百二十九。县六：有府一，曰洪义。西城，上。本金川，义宁二年更名。有牛山。汉水有金。洵阳，中下。武德元年以县置洵州，并置洵城、驴川二县，七年州废，县皆来属。贞观二年省驴川，八年省洵城。东有申口镇城。淯阳，上。本黄土，天宝元年更名，大历六年省入洵阳，长庆初复置。石泉，中下。圣历元年曰武安，神龙元年复故名，大历六年省入汉阴，永贞元年复置。汉阴，中下。本安康。武德元年以县置西安州，并置宁郁、广德二县。二年曰直州。贞观元年州废，省宁郁，以广德入安康，来属。至德二载更名。西有方山关，贞观十二年置。月川水有金。平利。中下。武德元年以故吉安置，大历六年省入西城，长庆初复置。有女娲山。
文中西城，应包括今天的紫阳县。自唐代开始，茶芽一直作为紫阳土贡上达朝廷、皇室。入宋，中国政区发生较大变化，安康属于京西北道，大约就是《宋史志三十一·地理一》中的西城。元代金州隶兴元府。明代安康为兴安州，隶兴元路（汉中），紫阳县为六州之一.清代紫阳县属陕西省兴安府（治安康县管。辖），清乾隆四十七年汉阴厅并入安康县，设盐捕通判。
《明史·食货四》卷八十《茶法》：
洪武初，定令：凡卖茶之地，令宣课司三十取一。四年，户部言：“陕西汉中、金州、石泉、汉阴、平利、西乡诸县，茶园四十五顷，茶八十六万馀株。四川巴茶三百十五户，茶二百三十八万馀株。宜定令每十株官取其一。无主茶园，令军士薅采，十取其八，以易番马。”从之。於是诸产茶地设茶课司，定税额，陕西二万六千斤有奇，四川一百万斤。设茶马司於秦、洮、河、雅渚州，自碉门、黎、雅抵朵甘、乌思藏，行茶之地五千馀里。山后归德诸州，西方诸部落，无不以马售者。
三十年改设秦州茶马司於西宁，敕右军都督曰：“近者私茶出境，互市者少，马日贵而茶日贱，启番人玩侮之心。檄秦、蜀二府，发都司官军於松潘、碉门、黎、雅、河州、临洮及入西番关口外，巡禁私茶之出境者。”又遣驸马都尉谢达谕蜀王椿曰：“国家榷茶，本资易马。边吏失讥，私贩出境，惟易红缨杂物。使番人坐收其利，而马入中国者少，岂所以制戎狄哉！尔其谕布政司、都司，严为防禁，毋致失利。”
五省会馆大规模营建
从紫阳自古产茶且作为贡品上奉朝廷皇宫的史事可以判断，在水路交通的重要位置建立带有帮会和商会性质的会馆，应该有较早时间。但大规模营建必然是有大的社会背景的。从唐代以来，政府在茶叶领域，几乎采用的办法就是政府专卖形式。其政策收缩最紧最严的是朱元璋洪武时期，而且外销茶叶只能换取边疆政权的战马。清朝也是沿袭此政策。但从长期推行来看，这种单一的商品交换不符合商业交换的一般规律。后来略微有所松动，但边茶销售的主要成绩还是以得到战马多少来衡量。虽然有些松动，但用茶买马，进行茶叶销售，还是限定在大商大贾，他们直接从户部、行省取得（茶引）。数额较大，而小商小贩只能从州县取得。而有的产茶县却没有商贾愿意进行茶叶贸易，因为在取得茶引时得有一定的税额和销量。这样州县手里的茶引就无法及时兑换为现银上交行省财政。他们就向茶户派发茶引。县官与茶户都感到棘手。
后来，大约在咸丰五年，开始按照茶的成色质量收取税银，没有茶引的小商小贩可以从事茶叶贸易，只要前往陕西茶叶总店和商洛、潼关与汉中的分店申报即可。这是前述的情况。
陕西紫阳是陕西茶乡代表：质量高但生产分散，茶商很难达到一定规模，加上交通不便，几乎没有人去户部、西安购取茶引。而咸丰五年（1855）的新政策对一般小商小贩来说特别适宜。这就很快调动起小商贩门的销售茶叶的积极性。因此，我们把五省会馆大规模营建彩绘装修时间定在1855年至1862年稍后。而焕古镇的另一碑刻也是咸丰时期。
而清朝之所以要在西安设立总店，在其他三地设立分店，并采取较为变通的政策，其原因在于：对于行销给乌斯藏、维吾尔、鞑靼的外销茶，主要通过潼关、商於古道要道商州、褒斜道、金牛道孔道汉中。不仅陕西安康——紫阳茶叶通过汉中，四川广元的茶叶也要经过汉中抵达秦州（天水）、凤翔，最终抵达西北的民族地区。
而从更大的历史背景来看，这些政策的调整，可能与鸦片战争有直接关系。汉口、上海、福州三大茶叶贸易港口形成明确销售线路，广州、天津、芝罘（烟台）为三大洋商。对这些茶叶贸易，除了收税外中国政府几乎没有任何政治附加条件。对外口岸的急剧扩大，从规模和比例上讲，都使得以茶换马的政策难以继续，唯有西北一路才有一定的保证。五省会馆的大规模营建昰紫阳茶兴盛的历史见证。686家商号坐地经营或与紫阳发生生意来往，无论如何都不是简单的短距离交易的体现。安化–汉口–内乡–商洛–西安，汉口–安康、紫阳–汉中–凤翔–天水–兰州–哈密–吐鲁番–阿克苏实际上肩负起清朝后期茶马贸易的主要历史任务。如果我们联系到中国的骑兵军种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的话，我们可能更深理解这条茶叶之路对国家和民族在当时的特殊意义。北五省–陕西、陕西、河南、直隶、山东在这里大兴土木，从一个侧面揭示了紫阳茶不仅走到西北也可能走向华北。不论今天所谓的万里茶道（从恰克图中转至莫斯科、彼得堡），还是茶马古道（西藏、新疆）都有紫阳人与紫阳茶参与其中。
作者简介：梁子，陕西历史博物馆研究员、陕西省茶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陕西茶文化博物馆顾问； 中国唐史学会、 陕西作协会员，中国武则天研究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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