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公元1644年，大清迁都北京，定鼎中原，开始了268年的统治。皇宫的物资供给还是沿用了历朝的贡赋制度，所有日常开支用度皆由全国“土贡”来支撑，真是应了“缚天之下、莫非王土”这句话。茶饮也不例外，清廷诏令全国十二行省贡茶，陕西在诏令之列。陕西仅陕南近十个州县产茶，这个难办的差事最终落到了紫阳县。紫阳茶农就更苦了，宋、明时期，朝廷指名道姓要这里的茶叶上缴换马，山上每块茶园都有“茶课”。大清朝沿用了明朝的制度，“明时茶法有三：曰官茶，储边易马；曰商茶，给引徵课；曰贡茶，则上用也。清因之。”因为官茶、商茶、贡茶紫阳县都占，官民皆苦，康熙紫阳县令沈麟哀叹：“何用此土产为？”《兴安州志》载：“兴民何辜而堪此也！”在清朝，置办贡茶于陕甘总督、陕西巡抚是种荣耀，于茶农则是件苦差，置办贡茶的紫阳县正堂（知县）也担有一定的风险，置办不好是要受到责罚的。虽然是贡茶付费，但制作成本高，茶农有怨言。在封建王朝条统治时期，茶农只管制作精品茶叶，这茶是谁送进宫的，谁喝了这茶，紫阳老百姓一概不知，史书鲜有记载。尽管2006年陕西展出了珍贵历史档案光绪三年、光绪九年：“《贡茶事》信票”，但此事还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直到今天，紫阳茶真的进了皇宫？我们还是一头雾水。
贰
紫阳茶当然是进入皇宫的，自顺治初到宣统末紫阳贡茶一直在皇宫存在着，268年间从未间断，因为是“岁贡”，得年年操办。其实这一结论的得出，还是有依据的，不妨翻开道光《紫阳县志》，记载了“紫阳茶每岁充贡”这样一句话。这句话看起来简单，但他概括268年紫阳茶进贡的辛酸史。一般人在看到史书这一记载是有疑虑的，真否、假否？
当然，佐证紫阳茶贯穿大清整个王朝的还有咸丰年间在紫阳任知县的江开留下的《竹枝词》：“雨前一样是新茶，坡有阴阳性各异；齐焙白毫先入贡，香风吹出野人家。”清朝道光、咸丰两代文字印证了紫阳茶入贡这一事实，至少可以证明在咸丰以前紫阳茶是“每岁充贡”的。之后出现的光绪年间两张“《贡茶事》信票”实物样文件的出现，把前后几任皇帝贡茶情况贯通，印证了“每岁充贡”一词。更重要的是“《贡茶事》信票”把在紫阳採办贡茶的质量、数量、时间、要求说的清清楚楚。
其原文如下：信票特用分府补授紫阳县追赏加五级纪录十次唐为《贡茶事》案奉各宪檄饬查，照上届贡茶数目，严催采办，务于二月内申解。等因奉此，合行催办。为此，仰役前往，协同该处乡地，照依后开各数目，传谕各茶户，遵照上例，作速采办细嫩茶叶，务于二月内照数送案，当堂领价，以凭申解。该役等不得籍端索延，致干，重处不贷！毋违！速速。须票。计开：权河春分茶十觔，白茶十四觔盘厢河春分茶十四觔，白茶二十觔毛坝关春分茶二十觔，白茶二十五觔麻柳坝春分茶二十觔，白茶二十五觔右差沙喜、邓发准此光绪三年正月廿八日，房户承 县。距城不计里。限日销光绪九年（1883年）的《贡茶事》信票与光绪三年（1877年）《贡茶事》信票大致相同，不过这位姓刘的县正堂（知县）属于实授知县，还加了同知衔，相当兴安府副职，属从五品。这次制作贡茶的地点与光绪三年不同，他们分别为汝河、洞河、围圈。年年置办贡茶，是件苦差事，茶农不堪其重，县衙为了均衡负担，在县境内东、西、南、北、中五个片区轮流置办，今天我们见到的两张信票，只是268年置办贡茶的记录的一角，并不代表只在所载的乡镇办理。附光绪九年《贡茶事》信票（图片）。
从以上三个方面的证据来看，我们可以算出紫阳茶叶入贡的时长在260年以上，且光绪年间置办的贡茶与咸丰年间置办的贡茶品质大致相同。
叁
清朝对“土贡”是有要求的：“凡器用所需，百物之良，各有土产，直、省有司岁支正赋，市自民间。”朝贡亦有规矩的，大致六类人可以进贡：一是宗室亲贵；二是朝廷官员，如大学士、尚书、左都御史等；三是地方督抚、布政使、将军、按察使等；四是内务府派出的海关、盐务、织造等，五是致仕大臣；六是圣衍公。
清朝行省贡茶主要由户部和礼部两大机构征收，征收的有颜料、锡铜、芽茶、丝绵绢布等本色（实物），属于宫廷日常开销；礼部虽然不是收纳行省贡物的主要机构，顺治元年起礼部开始收纳一些特殊贡品，如荐新芽茶等。顺治七年，礼部照会产茶省各布政司，每年谷雨后十日起解，定限日期到部，如有晚延，将督抚、布政使一并办处……礼部的要求与光绪三年、九年两张信票所要求的时间吻合，可以肯定紫阳贡茶是直接进入礼部而非户部。礼部管理的茶叶其主要用于皇宫庆典、重大节日、对大臣、使臣赏赐之用。
紫阳茶叶进宫走的是两条路线，一是陕西行省向礼部缴纳新的芽茶，二是陕西总督、巡抚、按察使向皇帝行觐见的礼茶。每年春天紫阳县置办好的贡茶一部分送往陕西行省布政司，一部分送给陕西巡抚府和陕甘总督府，他们代表陕西行省将紫阳茶进贡到皇宫。
从故宫现存的资料可以看到：“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茶叶贡品逐月清单：四月（端午），杭州贡茶。五月，山东、浙江（龙井茶）、江苏、江西、陕西（吉利茶）、贵州（普洱茶）安徽、湖南、云贵（普洱茶）、云南（普洱茶）、两江、福州、浙闽（莲心茶）福建（莲心茶）贡茶。七月，杭州。八月（万寿贡），安徽、浙江、陕甘（吉利茶）、四川、贵州贡茶。十二月湖广、湖北、云贵、等贡茶。”仅乾隆四十一年陕西就有两次贡茶任务，该年贡茶都涉及的皇宫大典。
五月那次贡茶，就是给乾隆的母亲恭加封号大典的礼仪用茶。“乾隆四十一年。丙申。五月。辛未朔。恭上皇太后徽号。上御太和殿。诸王、贝勒、贝子、公、文武官员。进表庆贺如仪。以加 ‘上崇庆慈宣康惠敦和裕寿纯禧恭懿安祺宁豫皇太后’徽号礼成。”八月的“万寿节”就是乾隆皇帝的生日大典（乾隆皇帝生于1711年农历8.13）。“万寿贡”当然是为皇帝准备的生日礼物了。不管是皇太后加封，还是皇帝过寿诞，都是皇宫重大典礼，在这重要礼仪活动中，陕西进贡的紫阳贡茶被定名“吉利茶”，算是戴上了茶的王冠，与皇室日常用度熬制奶茶的普洱有着本质不同。
清朝皇族虽然是马背民族，但汉人的礼仪被全盘继承，每逢典礼必进茶、进酒、奏乐、颂词，如：“乾隆五十年，千叟宴三章进茶、进酒丹陛清乐，进馔中和清乐，进茶寿恺升平瑞之章。”“嘉庆元年（1796年），太上皇帝三大节筵宴三章，进馔，中和清乐；进茶、进酒，丹陛清乐，进馔荚衍箕畴之章。”当然，这些礼节在皇宫已经程式化了并经常表演，加之日常用度，致使用量很大，为此朝廷在皇宫设立了茶库和御茶坊。陕西“吉利茶”无疑是朝廷的礼仪茶中最珍贵的茶品，是礼仪茶，也是面子茶，它代表着至高无上的荣耀。当然这种茶也经常赐予他人，如在行政行为中，对权贵、国戚、官员、外国使臣，皇帝往往以赐茶的形式表示恩信。
肆
在封建王朝地方大员觐见皇帝带上贡品是常事，在清朝地方大员觐见带上茶叶亦是屡见不鲜，从现存故宫清中期皇宫茶叶贡品清单可以看到：端午节：两湖总督进贡通山茶1箱、安化茶1箱、砖茶1箱；陕西巡抚进贡（吉利茶）9瓶；浙江巡抚芽茶30瓶；安徽巡抚进贡珠兰茶1箱，松罗茶1箱、银针茶1箱、雀舌茶1箱、梅片茶1箱……陕甘总督（吉利茶）5瓶。年节：陕西巡抚（吉利茶）5瓶……陕甘总督（吉利茶）3瓶。”从这份单子中我们可以看出陕西两位封疆大吏在端午、春节进贡的都是“吉利茶”，且和浙江巡抚一样用的是瓷瓶包装。
光绪三年紫阳县置办的144斤贡茶，按照规矩，只能由陕甘总督左宗棠和陕西巡抚谭钟麟送进皇宫，唐知县只能把贡茶送到他们的衙门。这两位湖南老乡、一位是封疆大吏，一位是新晋巡抚，赏一品顶戴并赏顶戴花翎的地方新宠。虽然我们无法窥见二位大员贡茶的状况，但在左宗棠在给谭钟麟的信中：“山、陕商贩不能办真茶，即高价所采亦多粗叶，亦参有杂草，但得真茶七八分，即称上品。至新芽初出，如谷雨前采摘者，即小淹（湖南安化）难得，”至少他们对紫阳茶还是可以肯定。贡茶是各级官员晋升的铺路石，如有好贡奉，一定能够在皇帝心中留下好印象；因为皇帝不仅仅需要实惠，更需要荣光。“乾隆十六年，(公元1751年），高宗弘历南巡，诏令曰：‘进献贡品者，庶民可升官发财，犯人重刑减轻。’”可见皇帝对贡品的需求。陕西“吉利茶”无疑出自紫阳县。一是“土贡”代表着陕西臣服也代表陕西的敬意，且“土贡”必须是本省顶级产品，如用它省冒充，被发现将以欺君之罪论处。二是在清朝，只有陕西紫阳县有贡茶的历史记载，且有两张“《贡茶事》信票”实物样文件的印证，其所载信息与清朝贡赋制度契合。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清朝时期茶农的努力，给今天紫阳茶打上贡茶的印记，这一印记无疑给紫阳茶戴上品质桂冠。
主要参考资料：
《清史稿》《清朝贡茶制度概述》《大清会典》《紫禁城皇家生活全景》《养古斋丛录》《茶叶通史》《紫阳茶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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