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世界上最早的贡茶
纳贡，是一种臣服的象征，自氏族公社开始就有纳贡的现象，商、周以降，纳贡就成了诸侯国的常态。贡品不外乎三：一曰美女，二曰贵重稀有物品，三曰特产。于中国古代，看一朝天子有没有威望，就看四方诸侯国是否朝贡。世界上第一次茶贡发生在武王伐纣之后，“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爵之以子。古者，远国虽大，爵不过子，故吴楚及巴皆曰子。”既然封了诸侯国，纳贡是必然的，《诗经》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华阳国志·巴志》记载了巴国向周朝天子纳贡的记录：“土植五谷，牲具六畜。……荼、蜜……皆纳贡之。其果实之珍者，树有荔枝，蔓有辛蒟，园有芳蒻、香茗。”这一记录说明了最早的贡茶的状况，按时间推算从西周至今已有3000多年了。在中国学界一直认为：除《华阳国志·巴志》外，没有更早的文献记载贡茶的事实。虽然“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齐有晏婴，汉有杨雄、司马相如”，但这与贡茶无关。
紫阳茶区与古代巴国的关系是最需要搞清楚的，只有厘清这一关系，才能定位西周贡茶的产地。巴国是个小国，其地域“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及黔涪”，国都设在江州（今重庆）。当然，《华阳国志·巴志》对古巴国疆域的记载是不具体的，支撑紫阳茶区古代属于巴国疆域的证据不仅仅是《华阳国志·巴志》，近代历史学家顾颉刚等《中国历史地图集（古代史部分）》对古代巴国的疆域进行了描述：“巴国的地域大致在重庆全境，北到陕南的汉水上游，大巴山北缘，东至襄阳。”顾颉刚的考证与《华阳国志·巴志》的记载呼应，证明了紫阳茶区属古代巴国疆域的说法。至于巴人最早建都的地方，《安康地区志》载：“夏商时期（约公元前14世纪），巴族部落在汉水上游建立‘巴方’……安康从属。”史学家何光岳认为：“此时巴子国都城已迁汉阴一带。”支撑巴人早期曾在陕南汉水上游建立都城的实物证据有：1986年安康汉滨区关庙镇王家坝出土的“史密簋”，1971年勉县茶店出土的“巴式铜矛”。其中，“史密簋”铭文记载了巴人虎族的征战事迹。
其实，今天我们从巴山北麓和南麓的山民生活习俗中可以看到更多古代“巴人”的印记。如在生活用语中多冠以“巴”字，如“岩边”叫“埃巴巴”，北方称之为“饼”或“馍”的食品，这里叫“粑粑”，以“巴”冠于地名的就太多了，如：巴庙、镇巴、巴中，最典型的就是境内最大的山系——“巴山”，顾名思义“巴山”就是巴人生存之山。在紫阳茶区的山民至今保留了与巴山南麓原住民相似度非常高的丧葬习俗：人死了后要陪亡者坐夜，打丧鼓、唱孝歌、跳端公。孝歌是流行于巴山山系一种古老的曲调，“丧歌”“跳端公”便是“巴巫”现存的活化石。更难得的是，仅紫阳一县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就发现多处崖葬，如：麻柳青岩庙坪崖葬、东木庙坝河叫花子崖崖葬。这些崖葬悬棺与重庆巫溪大宁河古代巴人濮族“悬棺”崖葬群相同，只是规模小于巴山南面巫溪大宁河“悬棺”崖葬群。
透过史书记载、专家考证、出土文物、生活习俗等信息，可以认定紫阳茶区是巴国的一部分。巴国是中国最早用茶、种茶的部落之一，其时，野生茶开始驯化，茶的种植园已开始出现，且巴人曾在汉水上游建立都城。古代巴国是离周朝国都“镐京”（今西安市长安区西北）最近的茶区，巴国携带紫阳茶入关中上贡可能性最大。
二、秦汉贡茶连西周
秦朝有无贡茶至今还无定论，秦惠文王更元九年（前316）张仪、司马错灭蜀吞巴之后，紫阳茶区便和巴蜀连成一片。《华阳国志·汉中志》载：“汉中郡，本附庸国，属蜀。周赧王二年，秦惠文王置郡，因水名也……其分野与巴、蜀同占。”之后楚国攻占了这一区域，西汉复置汉中郡，郡置安康，东汉王莽五年郡置移至南郑至今。清·顾炎武《日知录》记载：“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也就是说从公元前316年后，吞蜀灭巴的秦军把饮茶的习俗带回了关中。关中并不产茶，秦人“茗饮之事”的茶叶来自巴蜀，其表现形式有着西周巴人纳“土贡”样式，但朝贡的本质已发生了变化，武力掠夺是这一时期的表现。
西汉时期，皇宫已有了饮茶的习惯，这一习俗可能在刘邦驻扎南镇时已经形成，之后王天下，巴山汉水上游的茶叶当是首选。汉景帝阳陵出土的中国最早的茶叶实物样极有可能是紫阳所产的茶叶（另有文章论述），能进入皇宫的茶叶，成为皇帝喜爱之物，并成为陪葬物品，当然是贡茶。
自此，紫阳茶作为特产贡，在周、秦、汉三朝的过程是明确清晰的。三国两晋及以后的战乱，纳贡几尽废。
三、金州（紫阳）“茶牙”已名满天下
自唐朝始，茶叶纳入国家征税体系，推行“榷茶制”，茶叶的流通形态就分为三种，曰官茶，曰商茶（私茶），曰贡茶。贡茶虽然量不大，但品质是最好的。唐朝作为中国饮茶兴盛时期，饮茶之风盛行于权贵、市井、僧侣各个阶层，《封氏闻见记》记载了当时饮茶习惯“穷日尽夜，殆成风俗，始于中地，流于塞外”。最早的一部关于茶的著作《茶经》也是这一时期问世，法门寺出土的金、银茶具见证了这一时期茶风之奢华。
唐代贡茶制度有两种形式：一是专业制作贡茶，由朝廷出资在雅州、常州、湖州直接设立贡茶院（茶厂），制作茶芽或茶饼供朝廷享用；二是由各府、州将当地名茶向朝廷进贡。紫阳茶区作为靠近首都长安最近的产茶地，府、州以土贡“茶牙”的向朝廷进贡，《新唐书》载：“金州汉阴郡（紫阳）土贡：麸金、茶牙……”不难看出山南道金州汉阴郡（紫阳）茶牙已与江南道湖州吴兴郡紫笋茶、剑南道雅州蒙顶茶齐名。陆羽《茶经》在对全国八大产茶区逐一做介绍中，第一条：“山南以峡州上，襄州、荆州次，衡州下，金州、梁州又下。金州生西城、安康二县山谷。梁州生褒城、金牛二县山谷。”《通典·食货典》明确记载了唐朝特产贡的原则、要求以及标准：“（唐开元）天下诸郡每年常贡按令文，诸郡贡献皆尽当土所出，准绢为价，不得过五十匹，并以官物充市。所贡至薄，其物易供，圣朝恒制，在于斯矣。其有加于此数者，盖修令后续配，亦折租赋，不别征科。……安康郡（紫阳）贡麸金五两，干漆六斤，杜仲二十斤，椒目十斤，茶牙一斤……”从以上文字可以看出紫阳茶在唐朝始终是纳贡的，虽然量很少，一是皇帝体察民情，“所贡至薄，其物易供，圣朝恒制，在于斯矣”。二是安康郡按照朝廷制定的标准在执行，不得超过总量。三是这一时期紫阳茶区的茶叶已经进入全国名茶行列，并在当时产生广泛的影响。
四、“金牌信符”制度下空前绝后的官茶
宋灭后唐，其茶风与大唐相比，有过而无不及，宋朝的奢华与精致，标志着饼茶时代的来临。由于蔡襄出任福建路转运使，制作武夷茶“小龙团”，颇得皇上心意，致饼茶风行。欧阳修《归田录》云：“茶之品莫贵于龙凤，谓之团茶，凡八饼，重一斤。庆历中蔡君谟为福建路转运使，始造小片龙茶以进，其品绝精，谓之小团。凡二十饼重一斤，其价值金二两”。苏轼诗云：“小龙得屡试，粪土视珠玉。团凤与葵花，碔砆杂鱼目。”
饼茶的精致只是贵族间的奢华，边境的动荡需要以茶换马，大量的粗茶再次被重视。熙宁元年（1068年）王韶上疏《平戎策》，强调当务之急是收复河湟，而收复河湟的关键在于以恩信安抚沿边少数民族，其理由是：“西羌颇以善马至边，所嗜唯茶，乞茶与市。”熙宁七年开始在利州路“榷茶”，用茶叶与“西羌”“博马”，从此，紫阳茶被列为“官茶”，正式参与了宋朝的“以茶易马”。《宋史》载：“元丰八年陕西置买茶场332处，京西南路金州场六。”紫阳茶在六场之列（当时金州并不属于陕西管辖），直接参与国家与其他部落的政治、军事斗争。为有足够的茶叶换回马匹，朝廷在紫阳茶区设立了茶课司和茶马使，隶属于利州路成都茶马大提举，征收的茶叶在宕昌、峰迭峡、文州易马。北宋末，陕南汉中、安康已是抗金的前沿，茶与马是这里的重要物资，至今，在勉县金泉镇贾村依然能看到宋代绍熙五年（1194年）褒城县“茶马张”在石崖上凿刻的公告。当时，茶叶是否足额按时缴纳关系到国家的安危，紫阳茶区的茶叶地位从那时起高过了南方的贡茶。
元朝的大统一，使马匹不再稀缺，且其统治区域盛产马匹，茶马贸易只在局部、小规模发生，《元史》载：“世祖至元五年，用运使白赓言，榷成都茶，于京兆、巩昌置局发卖，私自采卖者，其罪与私盐法同。六年，始立西蜀四川监榷茶场使司掌之。”时紫阳茶区属四川行中书省广元路，其茶叶行销至陕西行中书省的京兆府、巩昌府。元朝贡茶产地继承了宋朝的衣钵，有专门的贡茶机构“磨茶所”，生产的“金字末茶”成为时代的产物，《宜兴县志》载“岁贡金字末茶一千斛，芽茶四百一十斛”，芽茶不被蒙古人重视，紫阳茶只能运往巩昌府发卖，与贡茶无缘。
至明朝，紫阳茶区的茶叶担负起构筑西北部边陲藩篱的重任，在官场“极简”风气下，皇宫饮茶已沦为次要，国之安危当大事，朱元璋下诏废除饼茶。在洪武年间，为保茶叶供给，整个紫阳茶区和四川茶区的茶叶交易由皇帝亲自掌握，在三年一开中的交易时，皇帝派特使持“金牌信符”以往，紫阳茶地位空前绝后，远非贡茶可比。在明朝276年间，陕南紫阳茶区的茶叶作为“官茶”与四川保宁、夔州茶叶一道参与主导了“以茶制边”国策的实施，取得了“戎人得茶，不得为害；中国得马，是为我利”的效果。为此，朝廷为“纳马易茶”制作了“金牌信符”，印制了茶引、茶由，设置了“茶马御史”、茶马司正副使、管理协调的专职官员，建立了茶马司、茶仓、批验所、转运所，形成了完备的茶马管理运行系统，并完整勘察、记录了紫阳茶区茶叶的株数和面积。《明史》载：“（洪武）四年，户部言：‘陕西汉中、金州、石泉、汉阴、平利、西乡诸县，茶园四十五顷，茶八十六万余株。……宜定令每十株官取其一。无主茶园，令军士薅采，十取其八，以易番马。’”期间，对茶课、茶农实行了动态管理，国家对紫阳茶区的依赖可见一斑。
西宁卫都督军民指挥使独爱紫阳芽茶，而巡按陕西监察御史上折奏请皇上，按唐朝贡茶惯例，申请芽茶一斤。《明会典》载：“正统八年奏准金州芽茶一斤。收叶茶二斤。运西宁茶马司，收贮易马。”作为西宁茶马司，年收贮茶叶在三十至四十万斤左右，唯独缺芽茶一斤，可以看出对当时芽茶管制是很严的，而皇帝为鼓励守边将士，准了。按照“茶马法”，茶叶不得私下买卖，得按二斤叶茶记在西宁茶马司的账上，“运西宁茶马司，收贮易马”。自此，可以看出“金州芽茶”是要皇帝御批的。（当时紫阳属金州）此折《西宁府志》亦有记载。
五、与龙井齐名的时代
清朝，是紫阳茶区全盛时期，出现了官茶、商茶、贡茶并存的景象，“贡茶朝贡，官茶易马，商茶给卖”，茶引分为“边引”和“腹引”，茶课则时征“实物”，时征“折色”，茶税再次成为该区域财政收入的大项。紫阳茶区核心产品——紫阳毛尖被列为全国十大名茶，与西湖龙井齐名。在清朝268年中，紫阳县茶叶“每岁充贡”，（光绪）《紫阳县志》载：“紫阳茶每岁充贡，陈者最佳，醒酒消食，清心明目功则多矣。”咸丰初，紫阳县知县江开诗云：“齐焙白毫先入贡，香风吹入野人家。”紫阳茶作为紫阳茶区的代表，“每岁上贡朝廷”不仅仅志书有记载，现存于陕西省档案馆的光绪三年、光绪九年《贡茶事案》信票，直接印证了（光绪）《紫阳县志》“紫阳茶每岁充贡”之言。（雍正）《陕西通志·茶马志》称：“陕西惟紫阳茶有名。”
清朝，紫阳茶区的贡茶较之周、汉、唐贡茶的信息更加准确、全面，从光绪年两张置办贡茶的“信票”散发的信息来看：一是紫阳茶区贡茶仅限于紫阳一县，说明了该县茶叶品质优于其他县区；二是对贡茶的品类、要求规定得很清楚，“速采细嫩茶叶”，有春分米粒大小的芽茶，有通身白毫的毛尖；三是贡茶的数量分配较为详细，从两张“信票”所载的数量来看，紫阳县年均数量在150斤左右；四是置办时间限定在两个月以内；五是可以推测出清朝的贡茶是在当时紫阳县域内东、西、南、北四个区轮流置办的，并非只限于信票所载乡镇，且置办的贡茶送到县衙后，按规定付给一定数量的报酬。
清朝顺治后，贡茶是严格按制度来办理的，《清会典》载：“岁进茶芽。顺治初，系户部职掌。七年改礼部，俱入土产处起解，转送各衙门供用，各有定数。”对于各地贡茶规定每年谷雨后十天起解，对于各地送达日期按路程远近而定。
至民国，贡茶制度取消，但并没有影响紫阳茶的声誉，反而由于传播渠道的增多，使紫阳茶的美誉度传遍大江南北。《中国分省地志》《中华民国省区全志》对紫阳茶的记载是：“南山紫阳茶，色香味俱佳，于龙井、六安、武夷、松罗诸佳茗而外，别具一种风味。”《大公报》：“紫阳县之紫阳茶则产量甚丰，茶质易佳，最上品与西湖龙井、六安毛尖不相上下。”紫阳茶的畅销引起了甘肃省的关注，《西乡县志》载：“民国四年（1915年），紫阳茶运销甘肃必经西乡，为敛财赋，甘肃派员来县设局，征收茶税，十四年撤。”
紫阳茶叶历朝入贡只是一个品质的参照，也从侧面反映了紫阳茶优秀的基因、良好的土壤气候环境和不断完善的加工工艺。
参考文献
[1] 东晋·常璩：《华阳国志》，济南：齐鲁出版社，2010年。
[2]《诗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3] 唐·陆羽：《茶经》，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
[4] 万源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万源市志》，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5] 欧阳修等：《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6] 元·脱脱等：《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7] 明·李东阳：《大明会典》，扬州：广陵书社，2007年。
[8] 赵尔巽：《清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9] 樊光春、程良斌等：《紫阳县茶叶志》，西安：三秦出版社，1978年。
[10] 赖祯武等：《安康地区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
责编：正 原
